清代后期繪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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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沈陽故宮講壇”2024年第十一講——《清代后期繪畫概述》在沈陽故宮西朝房開講。此次講座由天津博物館研究館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李凱老師主講，沈陽故宮博物院相關業(yè)務人員、社會各界博物館學愛好者共80余人聆聽了此次講座。

本次講座對清代后期畫家所面對的畫壇背景和既有傳統進行了分析和梳理，借助對此期大量代表性作品的對比分析，指出清代后期畫壇在繼承“四王”的基礎上，受“南、北宗論”的影響很大，對山水畫、花鳥畫、人物畫的發(fā)展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

山水畫方面：

清代后期大部分山水畫家繼續(xù)延續(xù)董其昌的繪畫理念，堅持以師法董巨、元四家為宗旨。因傳世絕大部分歷代經典作品高度集中于宮廷，董巨、元四家的作品無法觀摩到，便只能以董巨、元四家南宗一系的“四王”為宗。此時“四王”的影響，更多體現為王原祁的影響，用筆崇尚干筆皴擦。少數畫家為有所改變，也只能從明代吳門畫風中借鑒，祈求靈感。清代后期山水畫的創(chuàng)作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在形式與內容的結合上都缺乏創(chuàng)新，與清代前期山水畫壇的成就相去甚遠。

胡遠、任熊、任薰、楊伯潤、任伯年、吳石仙等畫家的山水畫藝術實踐，與我們上面列舉的諸文人畫家的山水作品相比較，是由脫略形似、力避刻畫到注重空間感的營造和所描繪形象真切的轉變；是由注重筆墨追求蕭疏蒼渾、含蓄蘊藉到重視展現繪畫功力技巧的深湛和純熟運用的轉變。究其本質是從文人精英藝術由少數人的鑒賞，向大眾藝術平實易懂廣為欣賞的轉變。晚清上海畫壇山水畫的這些變化，與同期上海畫壇令人矚目的人物畫、花鳥畫特質是一致的。而引導、推動和促使清代后期上海畫壇產生這一變化的原因，則是上海在1840年后，已逐漸發(fā)展成為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商業(yè)都市。

花鳥畫方面：

清代后期的花卉畫我們仍可看到惲壽平沒骨畫風的影響。但隨著“海派”畫風的興起，花鳥畫壇出現新的現象值得關注。

以任熊、任熏、任頤等畫家為代表的以線描雙鉤廓填花鳥畫風的復興。以王禮、朱偁、任熊、任熏、任頤等代表的講求所描繪對象的造型、用筆流利勁爽，技法純熟的花鳥畫的興起與流行。與清代金石書法的興起相適應，一些金石書法家兼畫家以金石書法入畫，創(chuàng)作出厚重、蒼渾的寫意花卉畫新風，這種繪畫在中國花鳥畫史上是一種新的風格，并給予之后的花鳥畫創(chuàng)作帶來深刻影響。這方面以趙之謙、吳昌碩為杰出代表。

人物畫方面：

清代后期著名山水畫家錢杜在其畫論著作《松壺畫憶》中指出：國朝繪畫以山水為尚，寫生次之，人物又其次也。他的論述，大致符合整個清代繪畫創(chuàng)作的客觀狀況。清代后期人物畫創(chuàng)作有兩個特點。

一是仕女畫創(chuàng)作的繁榮。仕女畫本是中國人物畫史中十分悠久的創(chuàng)作題材，歷代人物畫家多有涉及。但清代后期以余集、改琦、費丹旭為代表的一大批畫家描繪身形柔弱、意態(tài)委婉的仕女畫作品則是少有的現象，值得深入研究。

二是隨著‘海派’的形成，人物畫成為當時重要的創(chuàng)作題材，任熊、任熏、任頤、沙馥、錢慧安、胡錫珪等都是代表性畫家。他們普遍功力深湛，技法嫻熟，多創(chuàng)作通俗易懂的歷史故事畫或吉祥題材的內容，顯現出鮮明的特色。任頤創(chuàng)作的肖像畫技法有別于以往的創(chuàng)作方式，面部刻畫敷染方式簡略了許多，而形神具得，代表了當時最高的肖像畫創(chuàng)作水平。